參考消息網10月28日報道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0月27日發表題為《中國大學必須覺悟並現代化,否則將落得更遠》(作者 何友暉)的文章,文章內容如下:
  為什麼中國大學沒有培養出更多世界一流的學者和革新家?我在中國的第一手經驗指向三個不利因素:過時的教學方法、專制的學術管理和行政“官僚主義”。這些因素是阻撓中國大學躋身世界一流的絆腳石。
  我從1971年開始訪問中國的學術機構,多年來目睹了這些機構為適應政治氣候發生的激烈改變。
  不久前,我到北京某一流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我發現學生們非常聰明,得到教授適當的指導後也很有求知欲。然而,他們在學習方面存在某些嚴重障礙。
  在校園裡,我註意到很多學生,尤其是在大教室里上課的學生在打瞌睡、玩電腦游戲、看報紙和做作業等等,根本不理老師在講什麼。授課老師則接著講下去,無視學生的漫不經心。學生們說,這種無禮的漫不經心在中國各地都很常見。
  馴服恭敬的中國學生怎麼了?
  我教書40多年,從未在其他地方見過學生這麼做。我也沒見過授課者如此無動於衷。他們沒有自尊嗎?
  教授和學生之間似乎普遍缺乏尊敬與信任,體現了中國大學乏味而問題多多的學習環境。當然,並非所有教授都缺乏創見,引不起學生的興趣。總之,學生能學到東西不是歸功於乏味的教授,而是歸功於他們自己;而面對能鼓勵激發學生的教授,他們的確能迸出火花。
  我還必須表達我對教師和學生的同情,以緩和這些令人沮喪的描述:他們處在官僚治理的環境下,感到自己無能為力。
  學術管理通常是政治化、家長式以及專制的,權力集中在各級“領導”(比如系主任)的手裡。這些“領導”並不領導,而是下達命令。沒有領導點頭,什麼事情也辦不了。
  有一次,我向某位系主任提到學生們怕他。他的反應是:“那很好。我希望學生怕我,這樣他們會更聽話。”我驚獃了,尤其是因為這位系主任聲稱自己是管理方面的專家。
  派系之爭和地盤劃分極為猖獗。如果領導不喜歡你,你或許會發現自己遭到排斥。你的同事躲開你並非出於個人恩怨,只是不希望冒犯領導。這叫“劃清界限”,讓人想起過去政治運動時,家庭成員為自保也得彼此“劃清界限”。
  教室則是過度控制下的環境,表現為教師對學生的單向交流。因此,教師的生存策略是:“別想,教就是了。”學生的生存策略是:“別問,學就是了。”
  管理者應該為學術服務。然而在內地,行政官僚機構阻礙學術成就。在我任教的大學,管理人員擺出一副老爺的態度對待各系負責人,而令人悲哀的是,後者的功能更像官僚而非學者。在某系,一所實驗室的建設因為繁文縟節被耽擱了一年多,使急於開展工作的研究者非常懊惱。系主任告訴我,他不得不去“求”(他的原話)那些官老爺才能把事情辦了。
  官僚主義消耗學者做研究需要的寶貴時間,從而浪費了取得學術成績的潛力。我花了幾個星期才辦好借書證、在辦公室安上電話並(按管理部門要求)開設銀行賬戶以便領工資,這種消耗時間的例子數不勝數。
  中國大學越來越試圖超越西方。問題在於:為什麼這麼多中國學生只在留學海外後才表現出色?
  
  【延伸閱讀】金融時報:中國大學文憑為何正失去吸引力
  參考消息網10月9日報道 英媒稱,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國成千上萬的父母都會在大學的體育館里過夜,渴望幫助自己唯一的寶貝孩子獲得對許多人來說是整個家庭的重要財富:中國大學的學位。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0月7日刊發題為《中國的大學體系面臨不適合現代經濟的批評》的文章稱,近年來,中國的大學文憑正失去吸引力。數十萬中國家庭選擇避開國內的大學教育,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這種現象愈演愈烈,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美國近三分之一的國際學生來自中國(共28.7萬)。國內的教育專家指出,國內高等教育體系的不足——從過度行政化到低質量的教學,從腐敗到缺乏學術自由——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中國曾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教育制度。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大學恢復正常招生以後,每年只有約25萬學生能上大學——而當時大陸的總人口接近10億。此後大學招生人數激增,到2012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達到近700萬,參加高考的學生有四分之三能上大學。
  文章稱,數字不能代表一切。教育專家批評國內的大學教育體系未能培養出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
  文章稱,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實行了從2010年至2020年改革大學體系和高考制度的十年計劃。但教育專家說,目前計劃的實行已經接近中點,取得的成果並不多。通過旅行等越來越多接觸到海外教育體系的父母和孩子們,越來越不願屈從於目前的體系。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在於大學由政府管理,它們過於行政化,沒有自治權,其結果就是所有大學都千篇一律——過多關註規模而不是質量。
  改革計劃要求把行政權從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然後交給大學本身。學校在挑選學生方面也將有更多自主權,高考制度將放寬。
  但是給予大學更多招生權也會帶來問題。去年底,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就因招生問題被逮捕。
  文章稱,由於對現有體制不滿,2007年,一所新大學——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開始籌建,該學校最初試圖不通過高考招收學生,但是幾年以後就迫於壓力,把高考分數作為招生的主要標準。
  熊丙奇說:“南方科技大學的試驗失敗了。他們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被現實耗盡了。”總的來說,雄心勃勃的全國改革計劃真正得以貫徹執行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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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大學生開學返校。
  (2014-10-09 07:25:58)
  
  【延伸閱讀】中國大學教育急需回歸本質
  朱清時,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教育鬥士。在1998年至2008年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期間,堅持不擴招不建分校,呼籲停止行政主導高校評估,退休後帶領南方科技大學艱難前行,宣傳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書院制、改變唯高考論。今年9月,朱清時即將卸任南科大校長。
  溫元凱,經濟學家,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之一。1977年溫元凱在中央科教工作座談會上提議恢復高考和派遣留學生獲得鄧小平的高度認可,上世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溫元凱以改革家的形象出現在全國幾百所大學,極力呼籲改革。
  張亞中,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和學會理事長。曾任職臺灣外交官,提出臺灣不要走分離的老路。
  “書山有路權為徑,學海無涯錢作舟。”有人用這句話來諷刺近來曝光的多起高考醜聞。有畸形加分的,還有替考舞弊的,這些案例並非今年才出現,亦不僅出現在一地。
  高考如此,大學教育又如何呢?最近,流傳的一份數據很火,這份數據統計了1978年以來出的3300名高考狀元,但沒有一位後來成為行業領袖,大多數都是默默無聞。在中國大學大肆擴招之後,中國的大學生如流水線上的產品一般源源不斷地涌入社會,接下來引發的“畢業即失業”,就業難問題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
  日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廈門大學女副教授抨擊校長官僚”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對當前大學教育的關註。有教育界人士反思,自高考恢復以來中國培養的大學生不可謂不多,但頂尖人才卻寥寥無幾,甚至跟動蕩的民國時代相比,我們的頂尖人才不是增多,反而是減少了。這是一個令人汗顏的問題。那中國大學教育的問題出在哪裡?下麵我們聽聽來自兩岸的三位大教授的觀點,主持這場討論的是《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先生。
  現在的教育變得形式化了
  邱震海:不久前美國副總統拜登說,“中國畢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量大過我們美國6至8倍,但是我敢問,有哪一種創新的項目、創新的改變或是創新的產品是來自中國的。”拜登這段話很值得中國人反省,如何看待拜登這句話?
  朱清時:這個話中國人覺得很難聽,但是聽了之後仔細想想比較接近真實。在我年輕的時候,上世紀50年代中國有一些科學大師,比如,華羅庚、陳景潤,還有楊樂、張廣厚這樣的人,你想想在最近三十幾年來,這樣的大師就沒有出現了,我們也找不出一個人可以跟他們相比。
  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教育越來越遠離本質,呈現泡沫化。教育的本質是人與人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與碰撞。
  現在的教育變得形式化了,教育部門的評估變成了擴展設施、教學講義、考試試卷等等,而這些內容原本只是教育的工具,但現在卻成了教育的主導。在大擴招的背景下,教師隊伍並沒有大的擴大,但學生數量則成倍增加,這等於將教育的質量與本質稀釋了。
  中國經濟經歷了幾十年史無前例的大發展,這主要是我們的工業製造業的大發展,但這些發展都是在追趕或模仿國外的技術經驗,原始創新的關鍵性核心技術還是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上。
  邱震海: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您當時身處的那個時代,那時的大學教育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溫元凱:上世紀80年代的教育還是轟轟烈烈的,當時大家意識到鄧小平講過的一句名言,中國再不改革就要被開除球籍了,那時改革的思想氛圍很濃。應該說,那時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強大的改革浪潮,包括思想解放的浪潮,涌現出了一大批改革闖將。因此,中國今天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主要是來自於創新環境存在體制上的弊端。
  大學的根本目的就是培養人
  邱震海:我手上有一份全球競爭力排名錶,就市場規模而言,美國第一,中國第二,日本第三,德國是第四,但創新能力呢,美國依然第一,日本第二,韓國第四,中國則掉到第三十二位了,再看看人才競爭力,中國居然是第四十七位。
  張亞中:創新能力是大學教育的重要一環,特別是西方大學教育中的精英教育,但是大學教育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內涵,那就是為社會創造一個穩定的力量。臺灣年輕人的創新能力較強,因為臺灣有一個非常開放的環境,它的教育體系相對靈活。雖然臺灣的教育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它的開放性還是值得大陸借鑒的。在1995年臺灣開始進行所謂的教改,其實質主要還是借鑒一些西方的經驗做法,比如讓學生的學習更加簡單,讓大家入學更為方便,大學教育的大眾化某種程度上摧毀了大學教育精英化,當大學教育越來越普及時,你會說現在大學生的水準比以前的差很多了。站在大陸的角度,就會形成大學教育缺乏創新的狀況。
  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當年招過一個陝西的青年農民,叫史豐收,擅長快速計算法。但他在少年班上課時的功課一塌糊塗,高等數學微積分都不及格,當時算是個問題學生,但是北京有一個大學過來聘請他,創辦了一個快速計算研究所,讓他當所長。後來聽說史豐收為解放軍導彈部隊改變了一個算法,對國防作出了貢獻。史豐收當時的另類得到了鼓勵,這就在於當年中國科技大學的氛圍。
  邱震海: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問題,大學本來的目的應該是什麼?朱清時:大學本來的目的就是培養人。比如,南開大學剛創辦時,只有十幾個學生,幾個教師,數學系就一個教師、七個學生,這七個學生中包括吳大猷後來這樣的大師。那時南開大學很小,很不齊全,但具備了教育的本質——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廣泛交流,他們一起努力,結果都成了大師級的人才。現在的中國教育越來越泡沫化,很多學生努力學了,但學到的卻不是真本事。比如,以高考為代表的應試教育,學生很努力,花了很多代價,但學習的這些知識都不是真本事。因此,要讓教育回歸到本來面目,讓學生學到真本事。
  溫元凱:最近一個資料顯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統計了1978年以來,一共出了3300個高考狀元,沒有一個人成為行業領袖,這個現象驚人不驚人?中國科技大學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叫莊小威,她現在是哈佛大學最牛的教授,28歲斯坦福大學博士畢業後,她居然能得到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劍橋大學五個大學請她做終身教授。我要問一個尖銳的問題,31歲的莊小威,她如果在中國的大學,她能帶眾多博士嗎?關鍵還是在土壤,能夠獎勵她脫穎而出。
  大學教育急需去行政化
  邱震海:中國大學培養不出一流人才,最根本的原因到底在哪裡?朱清時:大學是一個學術機構,宗旨是追求卓越、學術至上,但現在中國的大學成了行政機構了。舉個例子,梅蘭芳以前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唱戲唱得非常好,梅蘭芳劇團實際上就是他和幾個名角唱好戲,唱新戲,很有創造性,但後來梅蘭芳劇團被派來很多官員,開始行政化。最後梅蘭芳劇團並沒有將梅蘭芳的京劇精髓傳承下來,大學的道理是一樣的。
  大學去行政化的核心是大學的每一個人不是對上司負責,而是對自己的職務負責。這兩者本來可以不矛盾,因為上司他要對職務負責,但一旦發生矛盾之後,每個人要堅持真理、堅持按照教育規律來辦事,教育家當校長同時要給他真正授權,讓他有全權來做這個事。比如,南科大最早的試驗就是希望南科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這樣的話就把中國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這件事給化解了,其實就像學校這樣一種學術機構,校長兼書記他同樣可以對國家負責,同樣可以保證學校的穩定,這樣又使得校長能夠真正按照教育規律來辦事。像這種體制上的小修改,我覺得我們的大體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邱震海:臺灣也是中華文化,多多少少有點官本位體制,大學校長也好,系主任也好,如果不是一個官,那怎麼為自己的學校去爭取資源呢?
  張亞中:臺灣現在爭取資源非常簡單,就看你的科研成果。如果你想申請一些教育文化資源,就必須拿出你的真本事,比如說你的計劃,你以前的研究成果,換句話說,政府對你的補助來自於你的學術成果,而不是來自這個校長是誰,是什麼級別。
  臺灣的大學教育基本上已經完全擺脫掉了行政化,我們臺灣的老師也常常告誡自己,只有知名的教授,沒有知名的主任,沒有知名的校長,所以鼓勵大家好好當教授,你多寫書,寫有影響力的書,自然會得到社會的尊重。至於主任、院長還是校長,在臺灣大家都不會特別重視。
  學生沒有創造力是教育的失職
  邱震海:我們大學教育的藥方在哪裡?溫元凱:我舉一個例子,去年我到加州大學伯克利,二年級第一名是個中國女孩,為什麼她第一名,因為她聯合她在港大的幾個高中同學,從社會上募集了一筆錢,到非洲給窮人蓋廁所,這個事你聽說過嗎?在美國大學與社會看來,這樣的學生就是未來的領袖,為什麼?第一,有領導力,能組織一件事;第二,有社會活動能力,從社會上募捐;第三有團隊精神,能帶領一幫人一起乾;第四,有愛心;第五,不怕吃苦。我們就要培養這樣的學生。
  有人做過統計,2010年中國派了一個青少年科技代表團參加一個國際青少年的活動,那是中小學生,一家權威咨詢機構對21個參賽國家的青少年做了一個數字測評,發現中國小朋友就中小學生想象力全世界倒數第一名,創造力倒數第五名,算題第一名,所以中國小孩子算題,所以我們講這個問題很嚴重,如果培養出完全沒有想象力、創造力的一代學生,那是我們教育制度莫大的失職。(本文由鳳凰衛視《寰宇大戰略》獨家提供)
  (2014-07-16 09:40:02)
  
  【延伸閱讀】彭博社: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在哪裡?
  
  5月14日,學生們在合肥市三聯學院內的招聘會現場求職。新華社記者 杜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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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消息網5月15日報道 外媒稱,中國正努力從“世界工廠”向技術水平更加先進的服務經濟轉變。然而,日益嚴重的畢業生供過於求現象正對這一古老的契約構成威脅。
  據彭博社網站5月13日報道,預計僅在今年,中國的大學將創紀錄地產生700多萬名學位獲得者,是15年前畢業生數量的7倍多。這種迅速擴張已極大地超出需求。最近畢業的學生的失業率已飆升至16%,是正常情況的4倍。而他們的工資則驟降了19%。在一些城市,工廠半熟練工目前的收入都要高於在辦公室工作的大學畢業生。
  報道稱,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問題在包括西班牙在內的許多國家已引發社會動蕩。中國的形勢甚至更加令人擔憂。
  報道認為,考慮到針對好工作的爭奪越發激烈,關係已開始變得比能力和品質更為重要。
  財富如今在找工作的過程中與關係同等重要。或許這並不令人感到吃驚。一些銀行明目張膽地為令人覬覦的實習生崗位設定了條件。一則廣告寫道:“(實習生的)家長必須在我行有至少50萬元的定期存款”。求職者為獲得政府職位被迫送“禮”,在地方層面尤為如此。一些學生設法通過在國外考取學位來使自己顯得引人註目。僅在去年,就有40萬名這樣的畢業生。
  報道稱,為了吸收如洪水般涌來的畢業生,政府明顯需要創造更多的高技能工作崗位。而增長逐步放緩將使其難以實現。但中國官員至少能夠移除阻擋創造工作崗位的路障,包括有關國內人口遷移的限制以及重工業輕服務業的相關規定等。
  美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具有很高的流動性。其中約半數住在出生地以外的州。報道稱,與之相反,中國畢業生卻因嚴格的戶口制度而被困在了家鄉的城市或省份。這種制度對他們遷移到工作所在地形成阻礙。這種情況一方面在小城市導致失業現象的出現,另一方面則在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城市留下了無人填補的重要工作機會。
  與此同時,相比服務業,中國更加註重發展工業,並提供工業用地價格補貼。地方政府則人為降低工業用地價格,以期吸引到額外投資。如此一來,從2000年至2010年,商業用地的平均價格從工業用地平均價格的3倍增至近9倍,從而顯著提高了服務業公司的相對經營成本。由於服務業往往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需要更多接受過一定教育的員工,上述偏見已導致大學畢業生就業增長出現減速。
  報道稱,鼓勵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政策旨在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助其建設具有創造性的現代服務型經濟。然而,這一舉措正在引發令人擔憂的新問題。當然,現在回頭為時已晚。也就是說,相關解決辦法必須著重刺激對畢業生的需求並改變這些學生掌握的混合技能。
  報道認為,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根除腐敗現象。無論其嚴重程度如何,也應該對招聘過程中日益普遍的受賄行為予以重視。
  (2014-05-15 14:24:56)  (原標題:港報稱中國大學難成一流:面臨三大“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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